丙午马年的春节，我在异乡的屋子里，听着窗外零星的鞭炮声，忽然想起了许多旧事。人一上年岁，就爱回忆，那些远的、近的，都往脑子里涌。想着想着，就想起了我的大姑——那个像娘一样疼我、爱我的人，她已经离世好些年了。
   记忆的闸门一开，就再也关不住了……
   我家乡米脂这地方，自古出女子，也出故事。可大姑不是什么传奇人物，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陕北女人，一辈子受苦，一辈子善良。
   小时候，最盼望的事就是大姑回娘家。那时她住在桃镇，离我们村子有十几里路。只要听说大姑回来了，我就坐不住，一趟一趟往硷畔上跑，朝沟对面望。陕北的沟沟峁峁，望过去是层层叠叠的山，可我能从那山里头，一眼认出大姑走来的影子。
   她总是走着来的。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留着剪发头，胳膊上挎个竹篮子，篮子里头，不是给我们带的蒸馍，就是几颗鸡蛋。可我最盼的，是她口袋里的零钱——一毛、两毛，有时还能有五毛。那时候，我迷上了连环画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岳飞传》《霍元甲》《铁道游击队》，一本一本攒。只要大姑一来，我就扑上去抱住她的腿，赖着不走。她从来不恼，总是笑眯眯地弯下腰，用那双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，然后把叠得整整齐齐的毛票塞进我手里。
   “去，买书看，看了书，长大就有出息。”
   我攥着那钱，心里热乎乎的，撒腿就往供销社跑。跑出老远，回头一看，大姑还站在硷畔上，风吹着她的衣襟，她在那里笑。
   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钱，是大姑从牙缝里省下来的。
   大姑命苦。头一个男人没了，儿子也没了，就剩一个闺女，还去了北大荒。那些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，我不敢想。一个女人家，孤零零的，在土窑洞里对着灯影，一夜一夜地熬。后来改嫁到桃镇，找了个教书先生，日子才算缓过一口气。可再嫁的人家，也是有老有小，她得小心翼翼地做人，起早贪黑地干活，喂猪、做饭、下地、缝补，一样不敢落下。就这样，她还惦记着娘家人，惦记着我。
   我慢慢懂了，大姑是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娃了。
   大姑没念过书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可她懂的道理，比念过书的人还多。她给我讲古朝，讲二十四孝，讲那些老辈子传下来的故事。她说，人活一世，要本分，要善良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她说，三岁看大，七岁看老，小娃娃家要学好的，不能偷、不能骗，不能欺负人。这些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
她在桃镇那个大家庭里，上上下下都敬重她。婆媳妯娌有了疙瘩，都找她说道；邻里乡亲有了难处，都找她帮忙。我去桃镇走亲戚，走到哪儿都有人问：“这是不是老大家后印斗的那个侄儿？”那份体面，是大姑用一辈子积攒下的。
   八十年代，大姑家搬到县城，在东街小学大院里宿办合一的一间房。那房子不大，土炕占了一半，可从此以后，我们在县城就有了落脚的地方。那些年，不管是我爹我娘进城办事，还是村里的亲戚来看病、赶集，都往大姑那儿去。她从来不嫌烦，来了就烧水做饭，晚了就挤一炕睡。那两间小屋，成了我们全村人在县城的家。
   我考上杨凌的陕西水校那年，大姑比谁都高兴。那年夏天，她专门领着我在城里办了两件大事。头一件，是去刻了一个小扁章，木头的小章子，刻着我的名字。她说，往后你在外头，取汇款单要用，得备好自己的章子。第二件，是去百货公司买了一套将军尼的衣裳。那料子厚实，军绿色的，穿上跟当兵的一样。大姑帮我把衣裳穿好，扣子一颗一颗扣上，然后拉着我站到镜子前头。
   镜子里头，是一个精精神神的后生。镜子外头，大姑的眼眶红了。
   “恩娃长大了，出息了。”
   她别过脸去，用袖子擦眼睛。我也鼻子发酸，不敢看她。
   在水校那四年，每次回家，大姑那儿都是头一站。有时坐夜车，后半夜才能到米脂。车一停，我背着行李就往东街小学跑。敲开门，大姑早就把炕烧得热热的。我一头栽倒在她身边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醒来时，她已经在灶台前忙活了，锅里是热腾腾的小米粥，案板上是刚出锅的油馍馍和大烩菜。那种久别归来的第一顿饭，从来都是在大姑家吃的。
   最忘不了的，是每次送我上车。她总是提前准备，蒸馍馍、煮鸡蛋、买干炉，一样一样装进布袋里，塞得满满当当。到了车站，她帮我拎着东西，送我上车，安顿我坐好，然后退到车窗外头站着。
   车不走，她就不走。
   有一回，我实在不忍心，说：“大姑，你回吧，车还早着呢。”她点点头，出了站门。可那趟车不知怎么了，等了三个钟头才凑齐人。车开出站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往窗外一瞥，大姑还站在路边的电线杆下站着，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，她仰着脸，在车里找我。
   看见我探出头，她笑了，举起手，慢慢地摇。
   那一眼，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哗地流了下来。
   那年，我姐在神木给孩子过半月，我妈有病，我爸走不开，就让大姑带着我和媳妇去。那是这辈子唯一一次和大姑出远门。一路上，她什么都想到了，吃的喝的带的，礼数周全，说话得体。到了神木，她领着我们逛县政府大楼，看杏花滩公园，走亲戚，吃席面。席上，她的话不多，可每一句都说到点子上，既给了主家面子，又显得我们这边懂礼。我从心里佩服，也明白了父亲为啥非要让她来。
   在神木，碰见了我的结拜兄弟李二娃。他在税务局当通讯员，听说我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，非要请我喝酒。叫上他的一个朋友，三个人在馆子里喝开了。多少年没见，话多，酒也多，喝着喝着就刹不住了。大姑坐在旁边，看我们满脸通红，话都说不利索了，心疼得不行，又不好拦。她就悄悄地把酒瓶子拿过去，把里头的酒换成水。
   我们几个喝得舌头都木了，谁也没尝出来。
   第二天醒来，我才知道这事。我想，大姑这人，多聪明，多心疼人。她既不让我在兄弟面前丢面子，又不让我伤身子。这份心思，很贴心，有智慧。
   唯一给大姑办过一件事，就是把她一手带大的外孙高波接到渭南。头一年，帮着他卖陕北的羊毛裤，让他熟悉了渭南的风土人情。第二年，大姑病重，不行了。临终前，她拉着我的手，眼睛望着我，说不出话，可我知道她要说什么。
   “大姑，您放心，高波的事，我记着呢。”
   她微微地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   后来，我把高波托付给了一户好人家，成了家，立了业，也有了孩子。我想，大姑是放心的。
   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常想，我给大姑做的事，太少了，太少了。那时候穷，有心无力；后来日子好了，也有钱了，能开自己的车回老家了，大姑却不在了。每念及此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像缺了一块。每每开车经过东街，就不由自主的想起的大姑。
   今天是大年初六，外头的风就像陕北那种风，刮起来呜呜的。我一个人坐在窗前，想着大姑，想着她笑眯眯的样子，想着她粗糙的手，想着她站在车站口朝我挥手。
   大姑，可好？
   大姑，我想您了。